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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识分子要有起码的道义立场

2016年06月14日 16:12 来源：本站

杨绛离世后，围绕知识分子的沉默与责任，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争论,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徐贲和张鸣，其讨论关涉到高压政治下个的人责任问题。就此，凤凰评论《高见》邮件专访了在国外讲学的学者徐友渔。

访谈嘉宾：徐友渔知名学者

凤凰评论《高见》栏目访谈员：张弘（凤凰网主笔）

凤凰评论《高见》：徐贲在反驳《为钱杨伉俪的“不公共”辩护》的基础上，写下了《沉默是知识分子的“权利”吗》，随后张鸣发文《徐贲先生，我可能做不到你说的勇敢》，成为论争的开始。你怎么看待两人各自的观点？徐贲的观点是过于积极吗？

徐友渔：在我看来，徐贲并不是要批评杨绛，也不是要把一种过于积极的观点强加于读者，而是要讨论中国的政治、舆论环境，知识分子的道德感等问题。

他说：“杨绛的去世引发对知识分子责任和知识分子沉默的讨论，不仅涉及她个人，也涉及知识分子的普遍生存状况。这在当今中国是一件很及时的事情，其意义远远超过了对钱杨个人的评价，不应该局限于对他们两人的褒贬。”我的朋友和同事周国平认为，杨绛不是斗士，人们也有权利不当斗士，堕落的时代，能够独善其身已属难得，何况杨绛做得比独善其身还要稍好一点。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，推崇道德勇气，仍为每个时代和社会必需。

凤凰评论《高见》：在高压政治下，知识分子应如何选择？

徐友渔：在一个专制的或不公正的社会，我们不一定有权力要求学者、艺术家、科学家担当反抗的责任，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在自己的领域作出贡献，也很了不起。但是，在政治高压下，或者说，在专制达到倒行逆施、不可容忍的程度时，任何公民，当然也包括学者、艺术家、科学家，必须有一种起码的道义立场，而且表达自己的道义立场。

打个比喻，一个社会有贪腐分子，我们不能要求每个有道德的人，都应当成为奋不顾身的反腐英雄，但如果罪犯当着你的面强奸邻居的女儿，你不能不舍身救人。这种情景强迫你，不是英雄，就是狗熊。这不一定是主动选择的问题，在一个正常社会，甚至在一个不公不义但还没坏到触目惊心的社会，人们可以从容地自行选择，不想当英雄也不应受到责备，但当社会或环境坏到可以用“邪恶”来形容时，你别无选择，你知道却无动于衷就是同流合污。

凤凰评论《高见》：我们都知道，德国新教神父马丁•尼莫拉的忏悔(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碑文)：在德国，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，我没有说话，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；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，我没有说话，因为我不是犹太人；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，我没有说话，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；此后，他们追杀天主教徒，我没有说话，因为我是新教教徒；最后，他们奔我而来，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。在马丁•尼莫拉的忏悔，以及沉默以自保之间，怎样做才符合责任伦理？

徐友渔：谈到责任伦理，当然是一种高标准的要求，英勇抗争的人配得上人们的赞扬，被称为有道德勇气，或者是道德英雄。沉默以自保的人可以称为芸芸众生，他们固然不会得到赞扬，但也不至于受到责难，起码他们没有助纣为虐。要求每个人都当道德英雄不现实，也是不合理的。不过也要注意另外一种情况，也即清楚道德上的是非，但缺乏勇气，为了当芸芸众生而且心安理得，把自己不敢做的事情说成是不应该做的事情，似乎当芸芸众生是唯一的选择。我以为，即使不能当英雄，赞美或同情英雄，也是起码的道义要求。

凤凰评论《高见》：徐贲与张鸣的争论，似乎还可以引入具体的时间和情势，做更精细的区分。如果以时间段来划分，钱杨夫妇在1976年以前的政治气候下独善其身、保持沉默并无不妥。但是，在1980年代以后，他们在学术声望、社会地位都很高的情况下，仍然大体上保持沉默，这很令人遗憾。你怎么看？

徐友渔：你提出以时间段来划分很有意思。在表达是非对错会遭到灭顶之灾的时候，沉默可以理解或者谅解，但当情势不再那么严酷时，也就是说，当表达自己的道义立场有一定的条件或空间时，仍然沉默就是冷漠或者圆滑。

至于钱钟书杨绛夫妇做得够不够，那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。我个人认为杨绛写了《洗澡》、《干校六记》，还是很不错的。而且，对于那种学问很了不起，对自己的学术文化工作尽心尽责，社会道德感不十分突出但也很清白的人，不应该盯住不放，一味要求甚至责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