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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假本就是一种以赚钱为目的的工作，和道德无关
职业打假人逐利，这可以理解，毕竟打假是要付出成本的，职业打假人也要赚钱养家。早在2011年，就曾有媒体报道，职业打假人王先生透露，这些年来他参与过上千个假冒伪劣产品纠纷事件，99％以上都以他胜诉告终，而被他投诉的商家，90％以上都是采用私了的方式处理纠纷。这种私了，让职业打假人获得好处而不公开丑闻，至于涉假商家私了后，是吸取教训还是继续售假则不得而知。
不可否认职业打假既实现打假人的利益诉求，也倒逼了市场主体主动守法经营。同时职业打假群体的存在也大大弥补了执法力量的不足，让利益成为职业打假群体的驱动力，实现民间力量对违法市场主体的有效监督。因此捍卫市场秩序和弥补执法力量则是职业打假人存在的社会价值，这就是尽管职业打假人饱受争议，却依然活跃在打假一线的根本性原因，然而职业打假群体“收钱噤声”的潜规则却辜负了社会的期望，甚至隐藏法律风险。
如果国内没有这么多假货，何来打假？
从根源上说，打假也好，假打也罢，都是因为市场上假冒伪劣商品太多所致。如果国内没有这么多假货，何来打假？何来假打？同时，游走在法律边缘的打假行业缺少制度规范，职业打假人也缺少起码的自律，这也是假打出现的原因。
其实，打假之所以形成为一种职业，职业打假人之所以能够出入乘豪车、坐拥豪宅，归根到底是有关部门不作为、执法不力和造假企业共同促成的。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，引导市场经济健康发展，保障广大消费者的消费权益，根本上要靠政府要靠执法，而不是几个职业打假人。因为职业打假人打假既然以逐利为目的，当他的个人私利得到满足后，与造假企业达成某种默契后，就不会再打假、真打假，甚至反过来保护造假企业，破坏市场秩序。
沉默背后，是对更多消费者权益的伤害
“收钱噤声”的潜规则已然将职业打假人与经营者捆绑为一个利益共同体，这并不难理解。虽然经营者与职业打假人之间有利益冲突，但在“收钱噤声”潜规则的支配下，他们二者都是受益者。对于职业打假人而言，因此而受益显而易见；而对于经营者而言，它们可以不必因此而承受监管部门的执法惩罚，实际上也是一种受益，所谓利益冲突也就被置换为利益交换。这一利益共同体所损害的，乃是广大消费者的利益以及国家法律法规的力量与威严。
职业打假人“闷声发财”，固然让人不齿。但这种不齿，我们也要反省是否有自我角度的道德洁癖、“欺软怕硬”的性格缺陷，以及要求职业打假人“无私奉献”的自作多情。职业打假人不是净化市场秩序的主体力量，这个无需赘言。他们在某件商品或者消费中，找到商家把柄，并和商家达成了权益上的对称，这个私下行为，是很难用法理和道德来积极主动介入的。而这种权益对称，应当是职业打假人作为消费者本身所被赋予的。区别在于我们因自身的怯懦和无知而“弃权”，但职业打假人却能“针尖大的窟窿撕进斗大的风”。
